从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》看的领导方法【2】

　　从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》看的领导方法【2】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，并不是说其他矛盾和工作就可以不管了。说：“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；同时，一点里面又有两点。”“香花与毒草齐放，落霞与孤鹜齐飞。”就是说不能只看到“香花”，也不能只看到“毒草”，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落实到做法上，提倡要学会“弹钢琴”。1949年3月，他写道：“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，不能有的动，有的不动。但是，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，那也不成调子。要产生好的音乐，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，要互相配合。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，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。……钢琴有人弹得好，有人弹得不好，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。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‘弹钢琴’。”

　　对此，可谓是得心应手地进行了运用。在时期，他往往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，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一切工作。1933年，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上，他说：“在现在的阶段上，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。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，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，是环绕着它的，是服从于它的。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，而忽视战争，离开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，同样是错误的观点。”但是，不能因此而不抓好经济工作，相反，“战争的激烈发展，要求我们动员群众，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，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”。

　　在社会主义和建设时期，对“弹钢琴”的运用，集中体现在“十大关系”的处理上。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告诉党的干部：干工作要做到统筹兼顾。学会“弹钢琴”，先要心中有“谱”，胸中有“数”。钢琴有多少键，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，必须了如指掌。解决矛盾，要深入到矛盾中去，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。把“胸中有数”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。它的基本要求是：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，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。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，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、主要的百分比，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，一切都是胸中无“数”，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。

　　在运用数据方面，可谓是一个高手。比如，对中国的定位，就是他从中国占90%以上的农民这一“百分比”作出的。不是了解和注意到这一数据，他就不可能到农村去“闹”，不可能得出中国是“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”，不可能开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。此外，论述问题和布置工作任务，也经常运用到数字。最为典型的两个实例大概莫过于在上创立的“三三制”政权和在经济上制定的“四面八方”政策。1949年，七届二中全会后，提出经济上要：“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、城乡互助、内外交流”，简称“四面八方”政策。他还强调，“‘四面八方’缺一面，缺一方，就是路线错误、原则的错误。”这也是他“弹钢琴”方法的具体运用。当然，在运用数字方面也有过失误和教训。比如，1958年发动大炼钢铁运动，紧紧盯住“1070”吨钢，提倡生产计划三本账，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正常发展。这说明对于数字运用一定要慎重，切不可想当然和滥用，否则就会有害无益。

　　1943年，说：“我们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，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，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，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。”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点。关于第一个“结合”，他说：任何工作任务，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，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；任何员，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、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，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。这一方法必须普遍提倡，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。对此，还做过两个比喻：一是走马看花，一是下马看花。他说：“走马看花，不深入，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”，就是领导者要多跑一些地方，广泛接触实际，了解基本的比较全面的情况。下马看花，“过细看花，分析一朵‘花’，解剖一个‘麻雀’”。就是在一个点上深入下去，认真研究一些重要的、带本质性的问题。两者结合起来，就既能够了解到全面的基本情况，又能够抓住根本性的问题。

　　针对第二个“结合”，说：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，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，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。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，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，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，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。”因此，无论什么工作，都必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。领导骨干带头，组织和发动群众，这是中国党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。

　　这个结合蕴含的内容十分丰富，第一点是对群众要“抓两头带中间”。说：“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。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，即是有先进和落后，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。抓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。”用之于实际工作，他特别注重典型或先进的引领作用。“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做法，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。”这个方法，现在领导干部仍然在普遍运用，比如各种考察活动。在看来，典型是一种力量，树典型等于插旗帜，典型产生后，推动广大群众向这些“好样的”学习，由一到十，由点到面，就会逐渐形成一种气候。

　　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第二点，要坚持“一来一去”。说：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，凡属正确的领导，必须是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。如此无限循环，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。对此，还说过：“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，他的责任就在于替人民群众当传达员，把大家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加以分析、研究和总结，作出正确的决定。然后，又将党委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加以贯彻执行。”

　　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第三点，他还这样说：当学生，当先生，当领导者。从群众中来，就是做群众的学生，向群众学习。说，在人民中间，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，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，下决心向他们学习。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，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，不了解这一点，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。”所以，他曾提出，“向工人学，向农民学，向知识分子学。还要向资本家学，就是研究资本家如何剥削的一套；还要向土豪劣绅学习，他们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，他们为什么能富，为什么能讨小老婆”。到群众中去，就是要做群众的先生，引导群众。他说，领导者就好像一个加工厂，从老百姓处学来的东西进行加工后，再去教老百姓，不断地教老百姓。要把心打通，不要架子。党员干部要“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”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。

　　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第四点，要了解群众的“心理”和需要，要知道群众想什么，需要什么。抓人心，最根本的就是抓人的需要，特别是物质需要。认为，领导者要想让被领导者跟着前进，必须给以物质福利，否则，就不能实现领导。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，马克思说过，思想一旦离开“利益”，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。深刻地领会了这一点。1942年12月，他更明确地说：党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，而是给人民以东西。那么，给人民什么呢？人民需要什么呢？当时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，最需要的就是减轻负担和获得土地。正是紧紧抓住了土地问题，党才能把农民团结在自己身边。1938年，他指出：问题，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，只要给他们谋利益，和他们打成一片，他们自然相信你、支持你。

　　总的来看，“两结合”的方法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的体现。一般与个别相结合，主要是对“事”来说的；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主要是对“人”来说的。领导工作说到底就是“以人谋事”。他还说：“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，主要一条经验是，要同群众结合起来。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，我们就得到发展；什么时候脱离群众，我们就犯错误，就失败。”

　　1949年3月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》，他提出党委应是“大权独揽，小权分散。党委决定，各方去办”。而要善于当“班长”。任何一个领导都处在一个系统中，领导者进行工作必须学会运用组织、系统及在组织、系统中进行工作。他说，一般情况下，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，像军队的一个班，好比是“班长”。要把这个班带好，的确不容易。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，必须依靠这“一班人”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。要当好“班长”，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。如果这“一班人”动作不整齐，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工作。怎样指挥好这“一班人”呢？或者这“一班人”如何一道工作呢？除了以上提到的，综合起来看，论述过的还有如下几点：

　　一是“互通情报”，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。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、互相交流。有了问题就开会，摆到桌面上来讨论，规定它几条，问题就解决了。“班长”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，和委员、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谅解、支援和友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

　　二是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，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。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，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，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。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，要“不耻下问”，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。下面干部的话，有正确的，也有不正确的，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。对正确的意见，必须听，并且照它做。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，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，并且要给予批评。

　　三是抓得起，抓得紧。抓得起，是指抓全局，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。说到抓，既要抓得起，又要抓得对，又要抓得紧。薄一波回忆，自己“看准的事情，一旦下决心要抓，就抓得很紧很紧，一抓到底，从不虎头蛇尾，从不走过场。”王任重的日记则记述了他的一个工作实例，“在这两天，主席写了三封信，申述了他的主张，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，看来，主席抓得很紧。”

　　四是重视“开会”。开会要事先通知，像出安民告示一样，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，解决什么问题，并且早作准备。会议不要开得太长，讲话、演说和写决议案，都应当简明扼要。“凡是看不懂的文件，禁止拿出来”。他还提出过，要大型会议、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相结合。这三种会议一般指的是群众大会、干部大会和领导班子会，把工作干好就得学会开这些会。

　　五是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。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。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。“我们都是从汇集拢来的，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，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。”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，他多次引用过历史故事。1962年1月30日，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：“刘邦，就是汉高祖，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。”刘邦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决策，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。相反，项羽失败，就是由于他“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”。

　　六、检查评比，及时纠错。工作布置下去，不能认为就完成了。说：“全面规划，几次检查，年终评比，这是三个重要方法。”他还强调“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，还有打电报、打电话、出去巡视这些方法，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”；通过检查，一是督促进展，二是修正错误。一生也犯过错误，但大都能自己纠正，应该说与这种工作方法不无关系。

　　以上几点是在不同场合讲的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”，不难发现，它实际上体现的是集中制的方法。明确指出过：“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、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。”“只要是大事，就得集体讨论，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，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。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，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，好的和坏的，顺利的和困难的，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。尽可能地慎重一些，周到一些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是一人称霸。这样的，应当叫作霸王，不是集中制的‘班长’。”他还告诫党的干部：“让人讲话，天不会塌下来，自己也不会垮台。不让人讲话呢？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。”
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，讲过的和用过的工作方法还有很多bat365官网登录入口，比如“在游泳中学游泳”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”，多谋善断，善于观察形势等等。但是，以上四种是最主要的，也是他最常用的。的领导方法，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产物，是他的哲学思想在领导活动中的具体运用，是他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、实事求是、一切从实际出发等思想方法的现实体现，也是他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领导智慧的产物，是他在治党与治国具体实践中的独特创造。其中许多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，特别是对今天加强党的执政和治理能力，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和治理水平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